9月14日，寧夏回族自治區人民政府與寧夏高級人民法院舉行省市兩級政府主要領導旁聽庭審活動，32家行政機關主要負責人及全區各中級法院院長現場旁聽一起行政訴訟案件庭審，并就“深化府院聯動，依法有效預防化解行政爭議”展開談論。大家一致認為，新時代行政審判工作，要引入現代化審判理念，認真研判行政爭議化解的利益平衡點、情理認同點、法律著力點，主動加強與當地政府協調溝通，從源頭治理、糾紛化解、完善機制等方面加強協作配合，積極融入基層治理大格局，推動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尋求“最優解”，力促政通人和、取信于民。
一手托著“民”，一手托著“官”，行政審判工作的特殊性，彰顯了其在全面依法治國全局中的重要性。然而，行政案件數量持續增長、案結事不了、老百姓有心結、告官不見官等突出問題，嚴重影響人民群眾對政府的信任、對法治的信心。為破困局，寧夏各級法院深挖自身潛力，有力有效推動行政爭議源頭治理，實現人民群眾幸福感不斷提升和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的“雙向奔赴”。
多元聚力奠定化解基石
“鄉上終于兌現了當初的承諾。”談起4年前的拆遷補償，中衛市某鄉鎮的田某等7人內心的疙瘩總算解開了。
2020年，因美麗城鎮建設需要，鄉政府征收田某等7人房屋并與之簽訂征收補償協議，承諾田某等人在協議期限內自行拆除房屋，鄉政府獎勵每戶3萬元。然而積極配合鄉政府工作自行拆除各自房屋后，田某等人并沒有收到鄉政府承諾的現金獎勵。負責辦案的中衛市中級人民法院法官意識到，讓行政相對人期待利益落空的行為嚴重損害了政府形象和公信力。
考慮到該案涉及美麗鄉村建設且人數較多，中衛中院啟動非訴解紛機制，將案件委托至行政爭議協調化解中心。中心秉持讓當事人“少跑路、好辦事”的原則，邀請跟案法官、檢察官、律師組成聯合工作組，前往田某等人所在地開展協調化解。
“大家分工協作、互相配合，經過多輪磋商，最終促使鄉政府向田某等7人各支付獎金3萬元。”辦案法官告訴記者，“遲到的獎金”讓這起爭議在訴前得到圓滿化解。
中衛中院相關負責人說，人民法院把協調化解、守正創新貫穿于工作全過程，以府院聯動帶動官民互動，推進行政爭議從終端解決向源頭化解延伸。田某等人與鄉政府行政允諾七案的高效化解，充分凸顯了行政爭議協調化解中心凝聚多方共識、匯聚多元解紛力量共同化解行政爭議的優勢。
寧夏法院始終將行政審判工作置于區域發展大局中考量，積極尋求部門、區域良性互動協作，著力防范法律風險，化解潛在矛盾糾紛，推進依法行政。先后與自治區政府等聯合出臺《寧夏回族自治區預防和化解行政爭議工作聯席會議制度》等規范性文件；定期與自治區黨委依法治區辦聯合舉辦領導干部法治能力提升班，資深行政法官深入成訴多發的行政機關授課，選取典型行政案件邀請行政機關領導干部旁聽案件庭審；連續16年發布《行政案件司法審查報告》，對寧夏行政審判工作情況、行政機關應訴執法情況向各級政府和相關部門進行通報，促使各級政府和行政機關采取有效舉措解決行政應訴和敗訴問題。
管轄改革校準法治天平
2024年1月31日，西吉縣法院法庭內，距離開庭還有10分鐘，坐在被告席上的西吉縣副縣長李彥科又把答辯材料梳理了一遍，他將以行政機關負責人身份出庭應訴——上訴人程某某等人訴西吉縣政府房屋征收補償三案。不同的是，這既是自治區高院組織的一次巡回審判，也是一場別開生面的庭審實戰化培訓。
西吉縣及下轄鄉鎮行政機關負責人、全區三級法院55名行政審判業務骨干以“線上+線下”的方式共同觀摩庭審，現場對庭審準備、庭審程序、庭審技能、庭審形象進行評價打分，提出意見建議。
2022年8月，靈武市公安局在對李大爺的戶籍信息出生日期變更時發生錄入失誤，導致李大爺基本養老保險被停發，李大爺向銀川鐵路運輸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考慮到李大爺年過六旬、因病行動不便，法院決定采取巡回審判的方式審理此案。
“真是太感謝你們了，沒想到在家門口就把庭開了，還徹底解決了我的煩心事。”李大爺拿到養老金后，打電話向銀川鐵路運輸法院法官道謝。
銀川鐵路運輸法院建立行政案件巡回審判機制，對雙方當事人住所地在同一地區、交通不便，當事人因年齡較大或身體狀況等原因難以到庭參加訴訟，以及涉眾型、群體性或集團訴訟案件等具有典型意義，對當地群眾或行政機關有宣傳、指導意義的案件開展巡回審判，把法庭搬到當事人家門口，不僅最大限度地為當事人節約訴訟成本，同時也可以邀請案發地周邊群眾參加案件旁聽，以案說法，取得“審理一案教育一片”的良好社會效果。
自治區高院結合寧夏發展實際，制定《關于推進全區行政案件集中管轄改革的方案》，自2019年1月1日起，確定銀川鐵路運輸法院、石嘴山市大武口區法院、固原市原州區法院和西吉縣法院4家基層法院實行跨行政區劃集中管轄，打破行政訴訟“主客場”藩籬，開辟“責任田”。
5年來，4家集中管轄法院共新收各類一審行政案件7047件，占全區法院新收一審行政案件的60.82%。自治區高院評估后認為，行政案件集中管轄在打破地方保護主義、部門保護主義，減輕和消除原告方當事人的“官官相護”疑慮，樹立司法權威；建設專業化行政審判隊伍、統一裁判尺度、提升審判質效、提升司法公信；加強行政機關與人民法院聯動協調、推動行政爭議實質性化解，化解“官民矛盾”等方面具有明顯優勢。
“在行政審判工作中力求‘雙贏多贏共贏’，法院受理行政案件數量下降的每一個百分點，都是三級法院法官一個個案件辦下來的。”自治區高院相關負責人告訴記者，人民群眾對實現合法權益的期待，就是對公平正義的期待，更是人民法院努力工作的方向。（馬濤/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