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2025年中國反家暴典型案例，此次發布的案例針對當前涉家暴案件的實際情況，著重展現人民法院在法律適用、證據認定及處置措施等方面的思路，主要有以下幾方面特點:
一是突出家庭暴力不是家庭糾紛，精神暴力也是家庭暴力。
家庭暴力是侵害他人人身權利的違法或犯罪行為，無論家內家外，施暴就是違法，不因為加上“家庭”兩字，就摒除在法律約束之外。同時，不僅毆打等身體暴力屬于家庭暴力，如牟某虐待案中持續采取凌辱、貶損人格等手段，如魯某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案中的自殘威脅，均構成家庭暴力中的精神暴力。
二是強調妥善把握家庭暴力案件的特征，綜合判斷認定證據，必要時可允許有專門知識的人出庭提供幫助。
任某強奸、猥褻兒童案中，以受害人陳述為中心構建證據鏈條，在排除指證、誘證、誣告、陷害可能的情況下，對未成年人陳述中具有非親歷不可知的細節予以認定；張某強奸案中，允許有專門知識的人出庭提供跨學科知識，為法庭準確理解被告人與被害人的心理與行為提供幫助；許某某故意殺人案中，糾正了“為何不早報案”的苛責性追問，體現了司法對家暴受害人處境的人文關懷和專業判斷。
三是聚焦被侵害家庭成員中未成年人等特殊群體的司法保護，切實踐行“未成年人利益最大化”原則。
李某訴龐某撫養糾紛案再次重申了暴力管教應被認定為家庭暴力；紀某訴蘇某撫養糾紛案中，司法機關考慮家庭暴力行為易使未成年子女對家庭暴力形成錯誤認知，并可能誘發心理創傷或心理模仿，支持變更撫養權，阻斷暴力的代際傳遞；許某訴鄭某離婚案中，肯定家務勞動價值，彌補受暴婦女因長期承擔家庭義務而犧牲的職業發展機會，給予受暴家庭婦女雙重保障。
本批反家庭暴力典型案例的發布彰顯了人民法院堅決保障婦女和兒童權益的決心，以及對家庭暴力“零容忍”的鮮明態度。
案例1：牟某虐待案
——持續采取凌辱、貶損人格等手段，對家庭成員實施精神摧殘、折磨，情節惡劣的，應以虐待罪論處
【基本案情】
2018年8月，牟某與陳某（化名，女）確立戀愛關系。2018年9月至2019年10月，二人在北京市某學生公寓以及牟某的家中、陳某的家中共同居住。2019年1月至2月，牟某、陳某先后到廣東及山東與對方家長見面。
2019年1月起，牟某因糾結陳某以往性經歷，心生不滿，多次追問陳某性經歷細節，與陳某發生爭吵，高頻次、長時間、持續性辱罵陳某，并表達過讓陳某通過人工流產等方式換取其心理平衡等過激言詞。同年6月13日，陳某與牟某爭吵后割腕自殘。同年8月30日，陳某與牟某爭吵后吞食藥物，醫院經洗胃等救治措施后下發了病危通知書。
2019年10月9日中午，陳某在牟某家中再次與牟某發生爭吵，并遭到牟某的辱罵。當日15時17分許，陳某獨自外出，后入住某賓館，并于17時40分許網購藥品，服藥自殺，被發現后送至醫院救治。2020年4月11日，陳某經救治無效死亡。
【裁判結果】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牟某虐待與其共同生活的同居女友，情節惡劣，且致使被害人死亡，其行為已構成虐待罪。牟某與陳某的共同居住等行為構成了實質上的家庭成員關系的共同生活基礎事實，二人的男女婚前同居關系應認定為虐待罪中的家庭成員關系，牟某符合虐待罪的犯罪主體要件。從辱罵的言語內容，辱罵行為發生的頻次、時長、持續性以及所造成的后果而言，牟某對陳某的辱罵行為已經構成虐待罪中的虐待行為，且達到了情節惡劣的程度。在陳某精神狀態不斷惡化、不斷出現極端行為并最終自殺的進程中，牟某反復實施的高頻次、長時間、持續性辱罵行為是制造陳某自殺風險并不斷強化、提升風險的決定性因素，因此與陳某自殺身亡這一危害后果具有刑法上的因果關系。綜合考慮牟某犯罪的性質、情節、社會危害程度及其認罪態度等因素，對其依法量刑。綜上，對牟某以虐待罪，判處有期徒刑三年二個月。
【典型意義】
1.與行為人具有共同生活事實，處于較為穩定的同居狀態，形成事實上家庭關系的人，可以認定為刑法第二百六十條第一款規定的“家庭成員”。有共同生活基礎事實的婚前同居男女關系中，一方對另一方實施虐待行為，與發生在社會上、單位同事間、鄰里間的辱罵、毆打、欺凌，被害人可以躲避、可以向執法機關和司法機關求助不同，受害方往往因“家丑不可外揚”而隱忍，身心常常受到更大傷害，甚至輕生，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本案中，牟某與陳某之間已經形成了具有上述法律規定的“共同生活的家庭成員”之間的關系。二人的婚前同居關系應認定為虐待罪中的家庭成員關系，牟某符合虐待罪的犯罪主體要件。
2.持續采取凌辱、貶損人格等手段，對家庭成員實施精神摧殘、折磨的，屬于刑法第二百六十條第一款規定的“虐待”。牟某與陳某共同生活的過程中，相互精神依賴程度不斷加深，而牟某始終糾結于陳某過往性經歷一事，并認為這是陳某對其虧欠之處，因而心生不滿。2019年1月至9月間，牟某高頻次、長時間、持續性對陳某進行指責、謾罵、侮辱，言詞惡劣、內容粗俗，在日積月累的精神暴力之下，陳某承受了巨大的心理壓力，精神上遭受了極度的摧殘與折磨，以致實施割腕自殘，最終服用藥物自殺。牟某的辱罵行為已經構成虐待罪中的虐待行為，且達到了情節惡劣程度。
3.實施精神虐待致使被害人不堪忍受，處于自殘、自殺的高風險狀態，進而導致被害人自殘、自殺的，應當認定虐待行為與危害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陳某在與牟某確立戀愛關系后，對牟某的精神依賴程度不斷加深，牟某長期、日積月累對其侮辱、謾罵，進行精神折磨與打壓，貶損其人格，造成陳某在案發時極度脆弱的精神狀態。牟某作為陳某精神狀態極度脆弱的制造者和與陳某之間具有親密關系并對陳某負有一定扶助義務的共同生活人員，在陳某已出現割腕自殘，以及服用過量藥物后進行洗胃治療并被下發病危通知書的情況下，已經能夠明確認識到陳某處于生命的高風險狀態，其本應及時關注陳某的精神狀況，采取有效措施及時消除上述風險，防止陳某再次出現極端情況。但牟某對由其一手制造的風險狀態完全無視，仍然反復指責、辱罵陳某，最終造成陳某不堪忍受，服藥自殺身亡，故牟某的虐待行為與陳某自殺身亡的結果之間存在因果關系。
案例2：張某強奸案
——被害人在發生性關系時無明顯反抗行為的，應充分考慮家暴情境，準確認定是否違背被害人意志，必要時可聽取專業人員意見
【基本案情】
2022年7月，吳小某（化名，女，時年17歲）來到某市與其母親、繼父張某等人共同生活，吳小某從母親口中得知并親眼目睹張某對母親實施家庭暴力行為。
2022年10月5日晚，吳小某的母親因與張某發生爭吵而離家不敢回，其間張某告訴吳小某自己曾因故意殺人被判刑。22時許，兩人發生性關系，其間張某用手機錄制視頻。之后，吳小某發微信向母親求救，其母報警。張某逃跑未果，在出租房內被公安人員抓獲。
案件審理過程中，就涉案性行為是否違背被害人意志，檢察機關申請在未成年人心理方面有專門知識的人就案涉視頻中被害人行為出具分析報告，法院準許該申請并通知有專門知識的人出庭質證。
【裁判結果】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吳小某因知曉張某曾因故意殺人被判刑并多次對吳小某母親實施家暴，基于對張某的懼怕，在被性侵時未予反抗具有合理性，符合家暴情境下被害人的心理和生理特征。有專門知識的人出具的分析報告及其出庭時發表的意見專業性強，說理清晰、合乎邏輯，與在案其他證據無矛盾，可以作為證據使用。綜上，張某以精神控制等手段使吳小某不敢反抗，與吳小某發生性關系的行為已構成強奸罪，依法判處有期徒刑四年六個月。
【典型意義】
1.審查判斷家庭成員代際間性行為是否違背被害人意志，應充分考慮家庭暴力因素的影響。家庭暴力的實質是控制，施暴者通常處于明顯的強勢地位，往往無需實施暴力行為就能使對方因恐懼而屈從，達到控制的目的。本案中，被害人吳小某知道母親長期遭受繼父張某家暴且因懼怕再次遭受家暴而離家，以及張某曾因故意殺人被判刑，處于生活依賴與被恐懼控制的雙重弱勢關系中，其心理和行為模式必然受到家庭暴力環境的影響，不能簡單將其沒有反抗的行為誤認為系自愿的表現，而應當結合全案其他證據綜合判定。
2.當案情所涉知識較為專業，應允許有專門知識的人出庭提供跨學科知識。為準確認定本案案件事實，需要有專門知識的人從生理和性心理等專業角度對案涉手機視頻內容進行解讀。本案中有專門知識的人系心理創傷治療督導師，在性侵未成年被害人的心理創傷治療方面有豐富的實務經驗，其通過出具專業分析報告并當庭接受質證，指出：（1）根據案涉手機視頻所記錄的情況，被害人的行為都是跟隨被告人的指令進行的；（2）人類大腦皮層構造決定了被害人的反應是正常人在該種情況下會有的正常生理反應。上述意見有效幫助法庭穿透行為表象，準確認定行為性質。
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及其一般性建議和聯合國大會相關決議要求，“實施機制以確保證據規則、調查和其他法律和準司法程序公正，不受性別陳規定型觀念或偏見的影響”；“提高認識和能力建設方案應納入其他專業人員，特別是醫療保健提供者和社會工作者，因為他們在暴力侵害婦女案件和在家庭問題中能夠發揮重要作用”。本案裁判充分考慮了家庭暴力因素對于未成年人心理和行為的影響，引入有專門知識的人提供跨學科支持，借助專業力量將之置于持續存在的家暴背景中進行綜合審查，契合上述要求。
案例3：許某某故意殺人案
——應結合家暴特征，對施暴人行為準確定性并理解受暴人延遲控告的合理性
【基本案情】
許某某與劉某甲（化名，女）系同居男女朋友關系。2023 年5月9日中午，兩人因感情糾紛在劉某甲經營的養生館發生爭執。其間，許某某揚言要殺死劉某甲，并拿水果刀朝劉某甲左胸部捅刺一刀，致劉某甲受輕傷一級，后又欲捅刺自己，在場的劉某甲妹妹劉某乙見狀，立即抱住許某某并奪下許某某手中水果刀。后劉某甲被送醫治療，事后雙方分手。同年8月，許某某再次來到劉某甲經營的養生館，見一男子在店內，便揚言要讓劉某甲不好過，劉某甲心生恐懼故而就此前被許某某捅刺一事報警。案發后，許某某支付劉某甲住院期間的醫療費用，取得劉某甲的諒解。
【裁判結果】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許某某故意非法剝奪他人生命，其行為已構成故意殺人罪。許某某已經著手實行犯罪，由于意志以外的原因而未得逞，屬犯罪未遂，且許某某當庭認罪認罰，案發后支付相關醫療費用并取得被害人諒解，可對許某某減輕處罰。綜上，以故意殺人罪判處許某某有期徒刑六年。
【典型意義】
1.結合家庭暴力的特征和規律，準確判斷施暴人實施家庭暴力犯罪行為是否具有殺人的主觀故意。在嚴重家庭暴力案件中，認定施暴人是否具有殺人的主觀故意，不僅需考察其行兇的工具、手段、部位等，還需結合家庭暴力的特征和規律，從施暴人與受暴人的關系、日常行為模式等入手，綜合予以判斷。一般家庭暴力中，施暴人施暴的動機和目的大多是控制受暴人，而不是摧毀受暴人，但當施暴人認為將徹底失去對受暴人的控制時，可能會選擇殺害受暴人。本案中，許某某曾多次向劉某甲發送生命威脅短信，案發時其認為將完全失去對劉某甲的控制，產生殺死劉某甲的動機，捅刺劉某甲要害部位，從而達到永遠控制劉某甲的目的，符合家庭暴力的控制性特征。另外，許某某在行兇后當眾自殺，亦反映其有與劉某甲同歸于盡的想法，進一步印證其行兇具有殺人故意，而非傷害故意。
2.受暴人延遲控告施暴人施暴行為的，不影響受暴人陳述的可信度。施暴人行兇后又認錯道歉的，受暴人往往以為施暴人會有所改變，且顧及情分，從而選擇原諒。本案中，許某某當眾自殺、認錯道歉，因而劉某甲當時隱忍未報案，但該行為并未讓許某某停止施暴，之后其又糾纏劉某甲并再次威脅，劉某甲才選擇報警。劉某甲延遲控告的行為符合家庭暴力中受暴人的行為模式，法院對劉某甲延遲控告后的陳述予以采信，并未因延遲控告而影響對該陳述可信度的判斷。
3.從國際條約標準來看，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及其一般性建議和聯合國大會相關決議要求，“解釋和運用證據規則時不帶歧視，暴力行為的女性受害人未及時向當局報告暴力行為的情況很常見。受害人推遲報告是有正當理由的，檢察官應做好就此辯駁或傳召專家證人解釋這種行為的準備。”本案做法符合上述國際公約要求。
案例4：任某強奸、猥褻兒童案
——未成年被害人陳述具有非親歷不可知的細節，并排除指證、誘證、誣告、陷害可能的，一般應當采信
【基本案情】
任某自2021年左右起與王小某（化名，女，2012年出生）的母親王某同居生活。2024年5月，王小某向其舅母講述其被任某猥褻、強奸，王小某的舅舅及舅母報案。
2024年5月19日，王小某先后兩次接受偵查機關詢問，陳述了遭受性侵害的具體過程及細節。2024年7月2日，王小某的母親王某與王小某談話后，王小某接受偵查機關第三次詢問，否認被任某性侵害，稱自己之前在撒謊，原因是想讓任某和其母分開。任某始終否認猥褻及強奸王小某。王小某舅舅、舅母、姥姥等證人證言證明，王小某曾講述其被任某猥褻與強奸；任某與王小某手機及雙方聊天記錄有明顯不正常的內容及隱私照片。
經查，王小某第三次推翻前兩次陳述的原因系王某出于繼續維系重組家庭的目的，對王小某進行不當干預所致。
【裁判結果】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王小某第一次、第二次陳述中關于任某對其強奸、猥褻行為的描述內容與其年齡、智力情況相符，且詳細描述了案發過程和非親歷不可知的細節，能夠排除指證、誘證可能。經查，王小某第三次推翻前兩次陳述的原因系王某出于維系重組家庭的目的，對王小某進行不當干預所致，故對王小某前兩次陳述予以采信，對第三次陳述不予采信。任某明知王小某為未滿十四周歲幼女，多次對其實施奸淫與猥褻，其行為已構成強奸罪、猥褻兒童罪。任某一人犯數罪，應予數罪并罰。任某與王小某及其母親共同生活多年，與王小某具有共同生活關系且事實上負有照護職責，應認定為負有特殊職責人員，其對王小某多次強奸，屬奸淫幼女情節惡劣，應依法加重處罰；多次猥褻王小某，應依法加重處罰。綜上，任某犯強奸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犯猥褻兒童罪，判處有期徒刑六年，決定執行有期徒刑十五年。宣判后，二審法院向被害人監護人進行家庭教育指導，防止監護失職再次發生。
【典型意義】
1.未成年被害人陳述具有非親歷不可知的細節，可以排除指證、誘證、誣告、陷害可能的，一般應當采信。首先，應優先審查被害人陳述是否在不受干擾狀態下作出。本案中，王小某前兩次陳述對案發時間、地點、過程及細節的描述清晰、穩定，并使用了諸多符合其年齡認知特征的獨特語言，內容具有“非親歷不可知”的特征，能夠排除指證、誘證、誣告、陷害可能，證明力較強。其次，當被害人陳述出現反復時，需要著重對陳述變化原因進行審查。本案中，經查，王小某推翻陳述系因其母王某出于維系與任某關系等個人原因進行干預，并查實任某、王某與被害人舅舅一家均無矛盾，能夠排除王小某舅舅、舅母誘導王小某誣告陷害的可能。
2.應注意審查被害人陳述與在案其他證據能否相互印證。任某與王小某的聊天記錄中存在明顯超越正常父女關系的內容及隱私照片，以及王小某舅舅、舅母的證言，均能夠與王小某陳述的強奸、猥褻情節相互印證。本案雖以被害人陳述為中心認定事實，但并非孤證定案，而是以被害人陳述這一核心證據為脈絡，系統審查在案證據。
3.從國際標準看，本案裁判符合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33號等一般性建議，在案件的證據收集過程中，充分考慮性別因素并以受害人為中心。因家庭成員間性暴力具有私密性與隱蔽性，在被告人拒不供認的情況下，人民法院以未成年被害人陳述為中心，綜合未成年被害人身心特點及在案其他證據，判斷陳述是否客觀、真實，準確認定案件事實。
案例5：魯某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案
——一站式聯動閉環干預機制助力反家暴社會共治
【基本案情】
魯某（女）與鄧某（男）系夫妻關系，于2008年結婚，婚后育有一子鄧小某。二人常因家庭瑣事產生矛盾，夫妻感情不和。2024年10月，雙方發生爭執后，鄧某遂從廚房拿菜刀以自殘相威脅，魯某在阻止鄧某自殘過程中被其推倒在地受傷。魯某遂報警求助，轄區派出所協助魯某線上向法院提交人身安全保護令申請并上傳證據。人民法院收到申請后，通過“數字重慶”平臺審查后認為魯某遭受到家庭暴力，遂在20分鐘內簽發人身安全保護令禁止鄧某對魯某實施家庭暴力行為，在線送達雙方當事人。
【裁判結果及做法】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鄧某雖未直接對魯某實施毆打、殘害等身體暴力行為，但其拿刀自殘行為使魯某產生緊張恐懼情緒，構成家庭暴力中的精神暴力。法院依法作出人身安全保護令，送達鄧某并告知鄧某違反人身安全保護令的法律責任和行為后果，向鄧某所屬派出所、社區發送協助執行通知書，要求對鄧某的行為予以重點關注。根據聯動工作機制，派出所對鄧某進行常態化監控；社區創建案情備忘錄，對鄧某進行了談話、勸誡，督促鄧某遵守保護令；婦聯對魯某和鄧某開展案件回訪及心理疏導。因案件涉及未成年人，法院向當地教委發出協助函，教委通知鄧小某所在學校重點關注其心理健康狀態及學習進度。嗣后，法院按照常態風險評估機制，聯合公安、婦聯、基層組織及教育部門對該案進行綜合研判。經研判，認定魯某仍有遭受家暴的隱患，基層組織遂加強對鄧某的定期走訪。后走訪中發現鄧某在人身安全保護令有效期內仍有暴力行為，法院依法對其處以500元罰款并予以訓誡；并依魯某申請，由民政局向魯某及其兒子提供庇護場所。鄧某經法院訓誡后表示接受處罰，同意與魯某調解離婚。
【典型意義】
1.自殘威脅行為構成家庭暴力中的精神暴力。家庭暴力的本質與核心在于控制，既包括毆打、捆綁等身體暴力，也包括謾罵、恐嚇等精神暴力。施暴人以自傷、自殘等方式相威脅，雖未直接對受暴人實施身體暴力，但同樣是暴力行為，會讓受暴人產生暴力將加諸自身的恐懼，最終達到迫使受暴人屈服、繼續維持親密關系等控制受暴人的目的。本案鄧某通過自殘制造恐懼情緒，使魯某緊張、害怕、不敢反抗，對魯某的心理和精神造成實質性的侵害，符合精神暴力特征。
2.一站式聯動閉環干預機制助力反家暴社會共治。本案系成功運用一站式聯動閉環機制干預家庭暴力的范本，該機制由重慶市巴南區委政法委牽頭，人民法院、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民政部門、婦聯組織等相關部門共同參與。各部門緊密協作，通過“數字重慶”平臺完成人身安全保護令的申請、受理、審核、簽發、送達、執行反饋，及時發現、制止家庭暴力。法院簽發人身安全保護令前，公安機關、醫院固定證據，基層組織協助調查；法院簽發人身安全保護令后，系統自動向公安、婦聯、基層組織、民政等相關部門發出指令，由派出所動態監控，社區創建案情備忘錄，開展走訪摸排，婦聯提供心理疏導和跟蹤回訪，民政部門提供臨時庇護，為受暴人構建從預防、制止到救濟的完整保護體系。
3.從國際標準看，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及其一般性建議要求，“針對婦女的暴力應足夠警覺，保障婦女的生命權”。一站式聯動閉環干預機制通過各部門聯動發力，有效發揮人身安全保護令“護身符”與“隔離墻”作用，實現反家庭暴力社會共治，符合國際公約要求。
案例6：李某訴龐某撫養糾紛案
——直接撫養人的暴力管教，應認定為家庭暴力
【基本案情】
李某（女）與龐某（男）原系夫妻，離婚后女兒龐小某（2013年生）隨龐某共同生活。龐某對女兒常有責罵甚至體罰。2023年3月，龐某用拖鞋抽打女兒嘴巴，導致面部出血，李某陪同女兒報警。2024年9月，龐某用皮帶抽打女兒臀部、大腿等部位，李某再次陪女兒報警并驗傷，經診斷，龐小某左上肢、左大腿、臀部多處存在瘀傷。在民警詢問中，龐小某表示一直被其父龐某打，想要跟隨母親生活。不久李某發現女兒情緒萎靡、夜間失眠，遂帶其進行心理咨詢。經前往區、市精神衛生中心就診，龐小某被診斷為伴有精神病性癥狀的重度抑郁。龐某自述，其有喝酒習慣，除前述兩次報警情形外，其平時存在對女兒的體罰式教育。2024年11月，李某代龐小某向法院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法院經審查認為，龐某對龐小某的打罵行為對未成年人身心造成傷害，故依法裁定禁止龐某對龐小某實施家庭暴力。龐小某就讀于某小學五年級，2024年9月起因心理問題未能正常上學，后辦理休學，現仍在服用藥物及接受心理治療中。2024年12月，李某以龐某長期對女兒實施家庭暴力導致心理抑郁為由，訴至法院要求變更龐小某的撫養關系。龐某則辯稱其對女兒的打罵均是正常管教而非家暴，女兒抑郁與己無關。審理中，法院依法委托家事調查員和心理咨詢師對龐小某開展社會觀護、心理治療。
【裁判結果】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龐某在撫養女兒期間，對龐小某毆打、責罵，造成女兒身體遭受傷害，精神亦處于恐懼、焦慮狀態，被確診為重度抑郁，其行為性質已超出父母正常管教子女的限度，顯屬不當履行監護職責，應認定為法律法規所禁止的家庭暴力行為。同時，龐某作為與女兒長期共同生活的一方，不但未能及時關注女兒的情感需求和心理變化，還在女兒被診斷為重度抑郁后仍不正視女兒的心理疾病，更沒有進行積極的后續治療，對女兒的身心健康造成難以逆轉的二次傷害。綜上，龐某的撫養方式明顯不當，嚴重損害了被監護人龐小某的身心健康，符合變更撫養關系的法定情形。故依法判決龐小某隨母親李某共同生活。
【典型意義】
1.暴力管教應被認定為家庭暴力。父母不能以愛和教育之名對子女實施暴力，暴力管教具有違法性和危害性，勢必會對未成年子女的身心健康造成不良影響。未成年子女并非父母的私有財產，父母作為監護人，應當充分尊重未成年人的人格尊嚴和發展。經常性謾罵、毆打未成年子女的行為，已超出父母正常教育子女的合理限度，亦嚴重背離了家庭教育的本意，為《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條所明令禁止。
2.撫養人在撫養未成年子女期間實施家庭暴力，應作為確定撫養關系的不利因素予以否定性評價。父母的暴力行為不僅會嚴重傷害親子關系，而且會對未成年人身體和心理帶來雙重傷害，導致未成年人出現恐懼、焦慮等情緒；長期生活在暴力環境中，未成年人會習得暴力行為模式，成年后更容易成為施暴者。據此，從最有利于未成年子女健康成長的角度看，實施暴力管教的撫養人與未成年子女共同生活，必然影響未成年人人格的正常發展，因此符合變更撫養關系的法定情形，應當及時變更撫養關系。
3.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及其一般性建議要求，決定監護權和探視權時應考慮受害人和兒童的權利和安全。本案將直接撫養人對未成年子女的暴力管教行為認定為家庭暴力，并作為確定撫養關系的不利因素予以否定評價，判決變更撫養關系，積極維護了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符合國際公約要求。
案例7：許某訴鄭某離婚案
——判決支持家務勞動補償金及離婚損害賠償金，保障受暴全職家庭婦女財產權益
【基本案情】
許某（女）與鄭某（男）于1993年9月登記結婚，婚后生育四名子女（起訴時均已成年）。為了照顧家庭、養育子女，許某婚后一直在家做全職家庭婦女。婚后鄭某多次對許某實施辱罵毆打。2019年9月，鄭某再次毆打許某，將許某從四樓家中拖拽至三樓，后小區保安到場制止并報警。經醫院診斷，許某頭部外傷、全身多處軟組織挫傷。2022年5月，許某起訴鄭某離婚及平均分割夫妻共同財產，同時要求鄭某支付家務勞動補償金、離婚損害賠償金。鄭某不同意離婚，也不承認實施家庭暴力。
【裁判結果】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根據在案的診斷證明、傷情照片、公安機關對保安的詢問筆錄等證據，足以證明鄭某對許某實施了家庭暴力的事實，應當準予離婚；支持許某分割共同財產的請求，由許某分得現居住的較大房屋、2間商鋪以及折價款172萬元，鄭某分得面積較小的房屋、5間商鋪及負擔未償還的銀行貸款；鄭某支付許某家務勞動補償金10萬元、離婚損害賠償金5萬元。
【典型意義】
1.妥善分割夫妻共同財產，保護受暴婦女離婚后免受騷擾。鄭某多次實施家庭暴力，依法應當判決準予離婚。雙方主要的夫妻共同財產是兩套房屋和7間商鋪。許某主張按評估價平均分割夫妻共同財產，但要求由其分得現居住的大房屋和相鄰的兩間商鋪，其他財產歸鄭某所有并由鄭某折價補償。法院在審理中充分考慮了涉家暴案件的特殊性，關注如何通過合理的財產分配實現對受暴婦女的長期保護。考慮到許某主張的兩間商鋪不僅帶有穩定租約，可以保障其離婚后獲得持續租金收入，而且這兩間商鋪與其他五間商鋪之間有人行道自然隔開，形成了相對獨立的經營區域，既便于許某離婚后獨立經營管理，又能避免今后因商鋪相鄰遭到鄭某騷擾或暴力威脅。基于上述考量，法院支持了許某的全部訴訟請求。這一裁判思路體現了法院在審理涉家暴案件時不僅關注受害婦女當下的權益保護，更著眼于未來生活安寧的前瞻性考量，充分展現了司法機關的人文關懷和司法智慧。
2.肯定家務勞動價值，判決支持家務勞動補償金及離婚損害賠償金，給予受暴家庭婦女雙重保障。許某婚后按雙方家庭分工承擔在家全職承擔撫育4名子女、操持家務、維系家庭運轉的責任，更為丈夫安心在外經營、積攢家庭財富起到積極作用。本案充分認可婦女家務勞動的貢獻，支持了女方全部財產分割請求、家務勞動補償金的同時，判決許某獲得離婚損害賠償金，以司法裁決體現對家庭暴力的否定性評價和對受害者的精神撫慰。
3.判決充分體現了《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第33號一般性建議，法院仔細考慮了案件事實和女方作為全職主婦盡力支持丈夫在外工作的背景，保障處于權力、財富不平等地位中的女方得到法律平等保護，從司法層面肯定家務勞動的社會經濟價值。
案例8：紀某訴蘇某撫養糾紛案
——施暴方一般不宜直接撫養未成年子女
【基本案情】
紀某（男）與蘇某（女）于2022年登記結婚，同年生育一女紀小某。紀某曾因爭執持刀威脅并實施擊打蘇某頭部等暴力行為，導致蘇某頭部外傷、軟組織挫傷。二人共同生活期間，紀某還多次使用語言威脅蘇某。2022年6月至12月，蘇某于孕期及產后多次向公安機關及婦聯求助，反映紀某的暴力行為及言語威脅。公安機關向紀某出具了家庭暴力告誡書。2023年4月，雙方協議離婚，約定女兒由男方自行撫養至4歲，此后再行協商撫養事宜。蘇某于同年6月將紀小某交由紀某撫養。半年后，蘇某探望時發現紀某及代為照顧的親屬撫養能力不足，紀某無法陪伴照顧，遂將紀小某帶走撫養。2024年8月，經紀某申請，法院作出人格權侵害禁令，禁止蘇某侵害紀某對紀小某的監護權。蘇某對紀某探望女兒予以配合，同時起訴請求判令女兒由其撫養，稱因遭受家暴，為盡快離婚不得已將女兒交由紀某撫養，并提供微信記錄、錄音、判決書等證據，證明同居期間及婚內紀某多次家暴，現紀某工作不穩定且負債較多、無固定住所等事實，法院調取了公安機關卷宗材料、診斷證明及婦聯工作記錄等，證實紀某曾實施家暴行為。
【裁判結果】
法院生效裁判認為，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家庭暴力法》第二條、《最高人民法院關于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的解釋（二）》第十二條等規定，父母一方或者其近親屬等搶奪、藏匿未成年子女，另一方向人民法院申請人身安全保護令或者參照適用民法典第九百九十七條規定申請人格權侵害禁令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搶奪、藏匿未成年子女一方以另一方存在賭博、吸毒、家庭暴力等嚴重侵害未成年子女合法權益情形，主張其搶奪、藏匿行為有合理事由的，人民法院應當告知其依法通過撤銷監護人資格、中止探望或者變更撫養關系等途徑解決。本案爭議焦點即為紀某與蘇某之女紀小某是否應變更為蘇某直接撫養。根據在案證據所證事實，蘇某雖曾違反離婚協議中關于子女撫養權之約定，但蘇某在法院作出禁令后未持續對抗，并保障了紀某探望權的實現。而經審查，紀某在婚姻關系存續期間多次對蘇某使用威脅性語言，在蘇某懷孕、哺乳期均曾實施過家暴，存在不利撫養子女情形。綜合考慮子女的年齡、性別、與雙方情感依賴程度及生活狀況，特別是紀某家暴過錯因素對子女的不利影響，法院判決將紀小某變更為由蘇某撫養。
【典型意義】
1.施暴方一般不宜直接撫養未成年子女。國家禁止任何形式的家庭暴力。家庭暴力在家庭成員親歷和未成年子女目睹過程中均可能造成極大的心理創傷。本案中，在案證據足以證明紀某實施了家庭暴力，特別是其在蘇某懷孕、哺乳期間實施家庭暴力，危害性更為明顯。為保護婦女兒童合法權益，避免家庭暴力的受害人面臨人身權益和親子關系的雙重侵害，法院在家事糾紛審理中，應當將家庭暴力作為就未成年子女撫養爭議裁判的重要考量因素，給予消極評價。故本案中法院裁判將紀小某變更為由蘇某撫養。
2.審判實踐中，法院簽發此類人格權侵害禁令主要是為了及時制止不法行為并讓未成年子女恢復原來正常生活狀態，但不應據此而籠統判斷撫養的不利因素。特別是當施暴人侵害受暴人和子女權益時，受暴人將子女帶離原住所則具有一定的自助意義。在法律制度框架的基礎上，司法解釋設置的兜底條款也為防止權利濫用和對未成年人延伸保護等提供了依據。監護人依法履行監護職責產生的權利應予保護，同時，對不履行監護職責或侵害被監護人合法權益的監護人，亦應承擔法律責任，包括在撫養權裁判時的不利后果。
3.從國際標準看，聯合國《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及其一般性建議框架要求，“在針對婦女的暴力（包括家庭暴力）案件中，決定監護權和探視權時應考慮受害人和兒童的權利安全”。保護兒童身心健康成長是世界共識。本案裁判變更撫養關系，切實保護兒童身心健康，進一步體現預防家庭暴力代際傳遞的司法理念，也是切實貫徹《兒童權利公約》“兒童利益最大化原則”的體現，為婦女兒童在婚姻家庭領域的人權提供了切實有力的司法保障，符合國際標準要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