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習近平法治思想和習近平文化思想引領下，人民法院從經過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傳統文化中汲取司法審判智慧，以“和合”文化作為定分止爭的價值追求，將調解貫穿于一審、二審、再審和執行全過程、各環節，以調促和，以調息訟，以調止爭。
守心，就要換位思考，以百姓心為心，以“如我在訴”意識，挖掘出那些隱藏于細微言行、間接證據背后的真實情境和當事人內心真實的利益訴求，甚至是暗藏訴訟請求之外的“隱性訴求”，讓每一個具體的“人”被尊重、被看見、被傾聽、被理解。
從單純關注“案子結沒結”轉向更加重視“問題解沒解”，從依法裁判解“法結”，到釋法說理解“心結”，這不僅是對法治精神的深刻洞察與精準把握，更是習近平法治思想中“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生動實踐。
“訴訟爆炸”并非案件數量的簡單累加，背后伴隨著糾紛結構的復雜演變。“家長里短”式傳統糾紛，在時代浪潮下呈現出全新特征，金融商事、海事海商、涉外涉網、新興業態、知識產權、環境資源等新類型糾紛如雨后春筍般涌現，不僅類型新，且關聯性強、群體性突出，大大增加了化解難度。人民法院壓力之大、挑戰之多、責任之重前所未有。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我們的現代化既是最難的，也是最偉大的。”這一論斷背后，蘊含著對我國現代化進程中復雜局面的深刻洞察，也讓我們意識到，越是不確定性難預料，就越要講政治、顧大局，心懷“國之大者”，在推進全面依法治國這場國家治理深刻革命的大局中，精準定位服務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結合點，充分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重要作用。
以“無訟”為治理最高境界，“非訴”為治理優先方式，“案結事了人和”為基本目標，這是破解不能成為“訴訟大國”時代命題的必然選擇。
司法裁判的最高境界，從來不是簡單的勝敗之爭，而是以“和合”之力讓公平正義在人與人相互理解的土壤中生根發芽，綻放出絢爛的人性之花。當尚和合、求大同成為中國司法的價值追求，哪怕距離再遙遠、過程再艱辛，“和合”都將是糾紛解決的必然追求，也是人類社會最溫暖的——歸宿。
青磚黛瓦，石紋斑駁。
安徽省桐城市六尺巷，清冽的空氣里涌動著早春的暖意。
300多年前的“讓墻”故事，一段相互禮讓、以和為貴的佳話，伴隨著中華文脈綿延賡續、生生不息，化為流淌在歲月里的溫情與智慧。
圖源網絡。
“我們的祖先曾創造了無與倫比的文化，而‘和合’文化正是這其中的精髓之一。”時任浙江省委書記的習近平同志在《之江新語》中深刻闡述，這種“貴和尚中、善解能容、厚德載物、和而不同”的寬容品格，是我們民族所追求的一種文化理念。
從“以和為貴”的價值取向到“和而不同”的處世哲學，從“天人合一”的宏大思想再到“協和萬邦”的外交智慧，璀璨的歷史長河中，“和合”這一獨特的東方智慧深深植根于中國人民的精神世界，引領中華民族朝著和諧共生、美美與共的理想彼岸前行。
在賡續歷史文脈中推進文化創新，在傳承中華文明中推動文化進步，習近平總書記準確把握文化傳承發展的內在規律，作出了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重大論斷，激活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優秀因子并賦予其新的時代內涵。
“和合”，不僅是人類智慧的結晶，更是現代社會中化解矛盾、尋求共識的精神指引。
圖為六尺巷。來源：視覺中國
2024年10月17日下午，習近平總書記來到六尺巷，重溫張吳禮讓典故。汲古言今，習近平總書記強調，人民內部矛盾要用調解的辦法解決。六尺巷體現了先人化解矛盾的歷史智慧，要作為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的教育場所，發揮好中華民族講求禮讓、以和為貴傳統美德的作用，營造安居樂業的和諧社會環境。
求大同，行大道。在習近平法治思想和習近平文化思想引領下，人民法院從經過創造性轉化與創新性發展的傳統文化中汲取司法審判智慧，以“和合”文化作為定分止爭的價值追求，將調解貫穿于一審、二審、再審和執行全過程、各環節，以調促和，以調息訟，以調止爭。
不僅僅是糾紛的終結，更是溝通的重啟；
不僅僅是對立的彌合，更是關系的重建；
不僅僅是矛盾的化解，更是人性的重塑；
不僅僅是沖突的平息，更是文明的賡續
（一）
和合之力，在和睦相處、和合相融，以共情化隔閡，以法理明是非
漫長的七年終于過去了。
2016年，合作多年的勞務分包人郭某某、周某與西藏某建設公司因勞務費問題徹底翻臉。從一審到再審，從本訴到反訴，矛盾愈演愈烈，問題始終懸而未決。
“訴訟雙方為遠房親戚，前期互相幫襯，合作基礎良好，矛盾升級中多有賭氣成分……”最高人民法院審監庭提審后發現，這不僅是法律爭議，更是一場“信任崩塌”的困局和“情與理”的撕裂，若簡單判決，矛盾或將繼續發酵。
從“解心結”入手，合議庭法官們將調解作為破題的關鍵。
一步步捋清案件的法律事實和法律依據，一層層消弭當事人之間的對立情緒，一點點建立法官與當事人之間的信任……在一場場“面對面”“背靠背”的調解過程中，七年糾纏，一朝化解。
從矛盾的漩渦中走出，一個“新世界”在他們面前生長。
五千年文明泱泱，“和”是調和人與人、人與社會、人與自然關系的價值遵循。
從《尚書》“協和萬邦”、《易經》“保合大和”、《國語》“和實生物”、《論語》“禮之用，和為貴”、《中庸》“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到現代社會倡導的人際交往“心平氣和”、經商辦企“互利合作”、解決矛盾“以和為貴”、人與自然“和諧共生”……“和”字貫穿古今，承載著中華民族對和諧的不懈追求。
民生案件多為家長里短的“小事”，卻關乎社會和諧穩定的“大局”。當事人間的嫌隙，往往源自日積月累的瑣碎摩擦、利益糾葛或觀念碰撞，一紙判決雖能明辨是非，但未必能徹底消弭紛爭。
上訴、申請再審、信訪投訴、拒不履行生效判決……表面上看是當事人不服從裁判，深層次原因是思想上的疙瘩沒有解開，糾紛引發的不滿情緒沒有被化解，甚至從雙方當事人之間的矛盾，演變為對法院的不滿。
習近平總書記強調，“努力讓人民群眾在每一個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義”。
沒有了“感受”，公正司法就失去了落點。當事人只有在傾訴、聆聽、反思中，逐漸放下成見與戾氣，把情緒攤開，把事情理順，矛盾堅冰才能一點點消融，緊張關系才能一步步緩和。
調解，這一化解矛盾、促進和諧的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就是開啟這扇通往共情與和解大門的金鑰匙。
知所從來，方明所去。古老的中華大地上，調解有著深厚的文化傳統。
早在西周時期，官方就非常重視調解在解決糾紛中的作用，將調解作為處理爭訟的首要方式。《周禮》記載，若有爭訟（斗怒）者，先說合，即“成之”，“不可成者，則書之，先動者誅之。”
抗日戰爭時期，陜甘寧邊區就誕生了以調解作為解決民事糾紛主要手段的“馬錫五審判方式”。新中國成立后，黨和國家把走群眾路線的“馬錫五審判方式”作為新司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調解被廣泛用于審判活動的各個階段。
《解放日報》1944年10月9日刊登的古元木刻畫《馬錫五同志調解訴訟》。資料圖片
1956年，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調查研究，就地解決，調解為主”的民事審判工作方針，調解結案成為處理民事案件的普遍方式。時隔八年，這一方針又被拓展為“依靠群眾、調查研究、調解為主、就地解決”的“十六字方針”，指導了之后20多年的民事審判工作，發揮了及時化解社會矛盾的重要作用。
改革開放的步伐不斷邁進，調解制度也隨之發生變革。
1982年我國第一部民事訴訟法頒布試行，“調解為主”被修改為“著重調解”。而1991年修訂的民事訴訟法將“自愿”“合法”確立為民事調解制度的基本原則，調解不再是民事審判的必經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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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高度重視調解工作。2020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上再次高度贊揚“馬錫五審判方式”，強調要積極回應人民群眾新要求新期待，傳承中華優秀法律文化，從我國革命、建設、改革的實踐中探索適合自己的法治道路。
這條路，以定分止爭為追求。
定分是前提——依法辦案、解決案子，止爭是目標——化解矛盾、解決問題，讓當事人和社會公眾體悟到司法裁判背后的法治精神、道德引領和共情共鳴，發自內心認可法院、認同裁判、息訴服判，從而厚植黨的執政根基。
定分不易、止爭尤難。
2024年12月的一天，戶外寒意凜凜，最高法民四庭內卻涌動著融融暖意。
一面寫有“司法為民、情暖人心”的錦旗、幾封法律援助律師飽含深情的信函，感動著在場的每一位司法人員。
來源：最高人民法院微信公眾號
這背后，是一場跨越十一年的正義守護。
時光的指針撥回到2013年6月，鄧某某踏上一艘香港籍輪船，開啟了海上工作之旅。可到了同年8月，無情的病魔便纏上了他。無奈之下，鄧某某結束了工作。
經核算，船東還拖欠鄧某某1.2萬元工資以及相關的交通、醫療費用。但船東是香港公司，鄧某某無從聯系。2024年，長期患病、經濟窘迫的鄧某某終于鼓足勇氣，向法院提起訴訟。一審、二審法院均以超過訴訟時效為由，駁回了他的訴求。
“鄧某某不遠千里跨省起訴，只為追討十年前一個月的工資，背后是家庭的困境和多年來積攢的委屈。”再審立案后，經驗豐富的最高法民四庭法官李偉判斷，簡單駁回再審申請，不僅無法化解矛盾，還可能讓矛盾進一步激化。
“不能因為案件標的額小、原審裁判沒錯，就忽略了群眾工作的重要性。”合議庭法官深知，定分止爭不僅需要依法裁判，還需要用當事人能聽懂的語言，義正辭嚴講“法理”，循循善誘講“事理”，感同身受講“情理”，給老百姓一個有理有據、可感可知、令人信服的“說法”。
經多次與援助律師溝通，商討調解方案，糾紛得以圓滿解決，鄧某某撤回了再審申請。
司法的答案，永遠是“人”——解開個體的困境，才能筑牢社會的公平之基。
因遭遇違法強拆索賠8800萬元，生效判決賠償650萬元，面對巨大的鴻溝，從花甲到古稀，劉德利為房屋拆遷補償奔波了十年。
“勝訴不息訴，這在來訪的案件中并不多見。”時任最高法四巡副庭長楊永清發覺這個案件不一般，“對于信訪人，我們不以勸回為目的，而是向前一步，實質性化解糾紛”。
作為劉德利案的承辦人，四巡法官李勇明白，這起信訪積案的化解不能僅靠四巡一家，需要湖北地方黨委、政府和法院的協同發力。
2023年6月以來，四巡和湖北地方黨委政府、三級法院共同努力，五次會商、六次調解，通過釋法說理，引導劉德利從情緒的漩渦中冷靜抽身，以理性視角看待問題，一攬子化解劉德利兄妹歷時十年、勝訴后仍重復上訪的積案。
法律，絕非束之高閣的冰冷條文，它從人民生活的土壤中萌生，理應厚植人文關懷，帶著煙火溫情回歸民眾。
2024年盛夏的一天，最高人民法院院長張軍收到了來自雙方當事人的兩封感謝信。
糾紛十余年，三載訴訟路。因合伙生意出現問題，伍鋒和廖民兩個老同學反目成仇，不惜拖著病體，在花甲之年對簿公堂。
案件進入再審，最高法民二庭承辦法官張麗潔下定決心：想辦法實質性化解糾紛。
伍鋒忘不掉：為了搞清楚他的真實想法，張麗潔走下高高的審判席，坐到他身邊，聊過往、聊家庭、分析案情和利害。
廖民的妻子胡玉蘭忘不掉：詢問結束后，自己因為需要補充材料，去了一趟外面的文印店。返回時，臨時門禁已經失效。晚上八點多，最高法辦公樓里仍然燈火通明，張麗潔從夜色中奔跑而來為她開門。
“老百姓打官司不容易，我愿意認真聊一聊，走進雙方當事人的世界，理解他們的心思。”張麗潔說。
習近平總書記反復強調：“江山就是人民，人民就是江山，打江山、守江山，守的是人民的心。”
守心，就要換位思考，以百姓心為心，以“如我在訴”意識，挖掘出那些隱藏于細微言行、間接證據背后的真實情境和當事人內心真實的利益訴求，甚至是暗藏訴訟請求之外的“隱性訴求”，讓每一個具體的“人”被尊重、被看見、被傾聽、被理解。
調解成功后，伍鋒和廖民認真地把一句句心里話寫在了感謝信里：
感謝信
“我親身感受到，張軍院長關于‘老百姓到法院是為了解決問題的，絕不是來走程序的’講話精神已經實實在在落實到了司法實踐之中……”
“這一結局充分體現了人民法院‘司法為民’的理念，也為建設和諧社會樹立了一個優秀典范……”
“家事國事天下事，讓人民過上幸福生活是頭等大事。”在2025年新年賀詞中，習近平總書記暖心的話語，道出了對人民最深情的牽掛。
從單純關注“案子結沒結”轉向更加重視“問題解沒解”，從依法裁判解“法結”，到釋法說理解“心結”，這不僅是對法治精神的深刻洞察與精準把握，更是習近平法治思想中“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生動實踐。
（二）
和合之力，在和而不同、求同存異，以合作促和解，以新機破危局
和合不是沒有差異、矛盾和沖突。
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表明，一個國家在從傳統社會向現代社會轉變的過程中，往往要經歷一個社會矛盾和風險的高發期。五千年的文明大國、46年的改革開放，從傳統社會到現代社會，從農業社會到工業社會，從封閉型社會到開放型社會，飛速發展的歷程，必然是一個機遇不斷涌現、問題層出不窮，傳統的痼疾、時代的難題疊加交織的過程。
同樣是征地拆遷，被拆遷戶希望能獲得高額補償，開發商則希望在遵循相關政策法規的前提下控制成本；同樣是直播帶貨行業規范，平臺對一些新興的直播營銷方式持包容態度，消費者則期望平臺能加強監管；同樣是商標侵權界定，品牌所有者希望對侵權行為的界定更加嚴格，一些小型企業或創業者則認為過于嚴格的界定會限制自身的發展和創新。
隨著經濟社會持續快速發展和人民群眾權利意識增強，各種利益糾紛以訴訟的形式涌入人民法院。2024年全國法院收案4600余萬件，是2014年的3.4倍，更是1984年收案194萬件的23.7倍。
“訴訟爆炸”并非案件數量的簡單累加，背后伴隨著糾紛結構的復雜演變。“家長里短”式傳統糾紛，在時代浪潮下呈現出全新特征，金融商事、海事海商、涉外涉網、新興業態、知識產權、環境資源等新類型糾紛如雨后春筍般涌現，不僅類型新，且關聯性強、群體性突出，大大增加了化解難度。人民法院壓力之大、挑戰之多、責任之重前所未有。
如何認識矛盾，決定了如何解決矛盾。
面對我國向著高質量發展爬坡過坎必然經歷的階段性問題，面對推進全面依法治國進程中出現的實踐性課題，習近平總書記站在馬克思主義政治家、思想家、戰略家的高度，堅持運用辯證唯物主義和歷史唯物主義，明確新時代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強調要“不斷強化問題意識，積極面對和化解前進中遇到的矛盾”。
這啟示我們，矛盾和沖突并不意味著危機，關鍵在于運用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的立場、觀點、方法，尋找矛盾化解、解決問題的有效路徑，在解決矛盾的過程中推動事物發展。
2017年，山東某橡膠公司的車間里機器轟鳴，中日股東之間卻暗流涌動。中方股東躍某膠帶公司發現，合資公司的產品正以遠低于市場的價格，源源不斷流向日方母公司橫某株式會社的倉庫。
“這樣的關聯交易，合資公司的損失誰來擔？”中方股東憤然將日方股東優某橡膠公司及其母公司告上法庭。
優某公司卻拋出一紙合資合同：“合同寫明了爭議必須仲裁，法院無權受理！”山東省濰坊市中級人民法院一審裁定駁回起訴，二審維持原判。中方股東不甘心，一路將官司打到最高人民法院。
此案不僅是法律條文的博弈，更關乎一家合資企業的生死。了解到中外雙方股東均具有繼續合作的意愿，最高人民法院承辦法官決定將“解決問題”作為根本，最終促成各方當事人達成和解。
從濰坊到東京，從申請再審到撤訴，從仲裁條款爭議到生產線重啟，司法沒有止步于“駁回起訴”的程式化裁決，而是穿透合同條文，釋明我國法律關于中外合資經營企業股東權益保護、股東代表訴訟機制、仲裁協議等相關領域的規定，錨定雙方未來長遠利益，以合作共贏沖破零和博弈。
法官看的不僅是法條，還有機器能不能轉起來、工人有沒有飯吃。
“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和實生物，同則不繼”“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萬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自古以來，中華優秀傳統文化就看到一個多元并存的世界，主張和而不同、互學互鑒。正如著名社會學家費孝通先生所言，“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與共，天下大同”。
在差異中尋求和諧，于對立中促成統一，是“和合”文化在社會領域的體現。它提倡在尊重事物多樣性和差別性的基礎上，尋找彼此之間相互合作、互利共生的可能性，挖掘出雙方利益的最大公約數，求同存異，相異相依、相異相濟、相異相和、相異相生，實現雙贏多贏共贏，達致更高層次的和諧統一。
這是一張定格在最高人民法院大法庭的瞬間。
隨著快門落下，“法庭上見”的王剛、胡勇、于寅的手緊緊交握在一起。
專利權權屬糾紛等系列案相關當事人握手言和。孫若豐攝
三位歸國科研人員，一項涉生物醫藥領域前沿技術，長達兩年多的專利權權屬糾紛等系列案件……從“并肩作戰”到“分道揚鑣”再到“對簿公堂”，三人坦言，倍感煎熬。
面對知識產權糾紛中常見的“剪不斷、理還亂”的復雜局面，個案裁判盡管簡單直接，但往往不是“最優解”。了解到各方對于盡快解決糾紛的強烈愿望，以及相關技術在醫藥領域發展新質生產力中的重要地位，最高人民法院知識產權法庭堅定了“調解優先”的審理思路，親赴兩家公司所在地深圳，開展實地調查。
2024年12月4日上午，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二級大法官陶凱元擔任審判長開庭審理此案，最終各方當事人達成和解。
“法庭通過一攬子調解，實質性化解了各方當事人多個糾紛，真正做到了案結事了，為各方解除了科研道路上的羈絆，也為我國生物醫藥科技發展提供助力，實現了雙贏多贏共贏。”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國際知識產權研究中心主任張廣良說。
“我切實感受到，調解是化解矛盾、解決爭議最富有成效的方式。”全國人大代表、最高人民法院特約監督員王麒表示，法院辦理案件需要樹立雙贏多贏共贏意識，把糾紛實質性化解、一次性解決作為目標。
事實證明，調解是深刻洞察社會發展內在肌理的客觀選擇——充分尊重當事人意愿，在法律的堅實框架內，通過深入剖析事實真相、著眼于當事雙方未來長遠利益從根本上解決問題。
歷史的辯證，體現在人們對解紛規律認識的不斷深化中。
作為法治現代化進程中“規則之治”與“自治之治”的統一，調解在全球范圍內早已被納入法治體系，美國《聯邦仲裁法》明確調解協議的可執行性，日本《民事調停法》將調解作為訴訟前置程序，歐盟則通過《調解指令》推動跨境糾紛調解……
在中國政法大學校長馬懷德看來，法治的內涵，不僅涵蓋嚴格的法律適用，更包括糾紛的有效解決與社會秩序的維護。調解在國際上的廣泛應用既體現了調解自身的適應性和優越性，也彰顯出世界各國在追求高效、人性化糾紛解決機制上的共同愿景。
近年來，人民法院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全面推進多元解紛機制建設，廣泛邀請社會第三方參與調解，多元化解糾紛，高效化解糾紛。
然而，在調解與判決這兩種司法手段的運用過程中，需要精準把握其中的平衡。應調盡調，當判則判。既不能為調而調，以判壓調，以拖促調；也不能為判而判，只求結案了事，草率下判。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矛盾處理是一個國家、社會長治久安的一個基礎性工作。解決問題的宗旨，就是為人民服務。老百姓都能夠順心滿意，我們這個國家才能越來越好。
無論是調還是判，問題得到實質解決，對于當事人而言，這就是最大的“和”。
（三）
和合之力，在和平穩定、和實生物，以法治固根本，以合力促發展
在人類文明的馬拉松中，“現代化”的腳步從未停歇。
現代化不僅僅是物質財富的增加、經濟格局的重塑，它也是一個民族文化的傳承、創新與升華。
回首中國走向現代化的風雨歷程，無論是挽救民族危亡的團結一心、共克時艱，還是一窮二白建國的和衷共濟、協同奮進，抑或是改革開放浪潮下的兼容并蓄、融合創新，“和合”文化作為中華民族的精神瑰寶，始終是中國式現代化的深厚文化根基和強大精神動力。
今天的世界，正經歷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今天的中國，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臺中央。14億多人口大國邁向現代化，每一步前行都涉及眾多領域的協同共進與復雜多元的利益訴求。
一部分人先富起來，但貧富差距在悄然拉大；經濟增長速度顯著提高，可對資源環境的過度透支已難以為繼；物質需求逐步得到滿足，人們對民主、法治、公平、正義的渴望卻愈發強烈；與國際交往日益密切，各類風險考驗卻變得更加復雜難料。在時代浪潮中的普通民眾，不僅期待公平正義實現，更渴求以優質、高效、便捷、多元的方式實現。
現代化的本質是人的現代化。一個占世界近1/5人口的發展中國家實現現代化，如何保持穩定的社會秩序？如何維護公平公正的市場規則？如何彰顯人的價值增強人民的福祉？又如何保證基本的理性標準和文明底線？
習近平總書記深刻指出：“我們的現代化既是最難的，也是最偉大的。”這一論斷背后，蘊含著對我國現代化進程中復雜局面的深刻洞察，也讓我們意識到，越是不確定性難預料，就越要講政治、顧大局，心懷“國之大者”，在推進全面依法治國這場國家治理深刻革命的大局中，精準定位服務黨和國家事業發展的結合點，充分發揮法治固根本、穩預期、利長遠的重要作用。
從“和合”文化視角審視，中國式現代化是追求包容發展的現代化。它倡導個體在追求自身利益時將整體利益納入考量；同樣，在社會發展進程中，也決不能忽視個體權益。
有人說，中國最難的事情就是拆遷。在復雜的利益格局中實現合法拆遷、和諧拆遷，考驗著司法的智慧與耐心。
2025年除夕夜，郭某站在新居的陽臺上，望著遠處璀璨的燈火，不禁想起一年前，一大家人住在棚戶區里，因安置房分配問題鬧得不可開交的情景。
因北京市通州區棚戶區改造，2018年，通州區張家灣鎮梁各莊村搬遷工程啟動，引發30余起繼承糾紛。郭家的情況最為復雜——已故的父母留下7個子女，4套安置房牽扯三代人，連外孫女孟某橙的份額都成了“火藥桶”。
判決能界定權利義務，但調解是用法律的邏輯編織人情的故事。通州區人民法院張家灣人民法庭決心把法庭“搬”到群眾家門口，并選派徐明祺、金紹育、田小雨三位法官就地調解化糾紛。
巡回調解當天，氣溫直逼40攝氏度，梁各莊村解紛聯絡站里人頭攢動。
北京市通州區人民法院張家灣人民法庭法官在張家灣鎮梁各莊村村委會辦公室對該村涉搬遷繼承糾紛的村民開展調解工作。韓翠竹攝
從民法典關于法定繼承的規定，到梁各莊村搬遷政策的解讀，再到類似案件的處理經驗，6個小時的耐心調解，全村30多起涉搬遷繼承糾紛得以一攬子化解。
翻開一份份調解書，字里行間多是“建議”“協商”“互諒”等詞匯。在三位法官看來，調解就像“社會修復術”——當拆遷安置糾紛撕裂親情、遺產分配割裂手足時，法官既要當“外科醫生”精準切除病灶，也要做“中醫”慢慢調理元氣。正如徐明祺說的：“不僅要‘案結’，更要做到‘事了’。”
從“和合”文化視角審視，中國式現代化是追求平衡發展的現代化。它關注公平也兼顧效率，致力于全體人民共同富裕。
2023年4月，一則消息在資本市場引發軒然大波。
因在證券發行文件和年度報告中隱瞞重要事實、編造虛假內容，科創板上市公司澤達易盛（天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中國證監會行政處罰，七千余名投資者訴訟要求賠償損失。
在證券市場中，中小投資者往往處于弱勢地位。面對如此大規模的群體性糾紛，上海金融法院迅速意識到，如果走傳統訴訟程序，不僅耗時耗力，還可能加劇各方矛盾。
合議庭秉持“懲治首惡”和“實質解紛”并重的原則，堅決貫徹落實黨中央、國務院對資本市場違法犯罪行為“零容忍”的精神，同時兼顧各方責任輕重、償付能力、行業聲譽、后續追償等種種因素，以和解方式化解糾紛。7195名投資者獲得了2.8億余元的全額賠償，實現中小投資者權益保護和有效控制證券市場風險之間的平衡。
在中央財經大學法學院教授邢會強看來，和解能夠避免剛性判決的負面作用，既使投資者獲得一定的賠償，同時又避免被告破產倒閉和市場退出，是證券集體訴訟的更好出路。
藍天、碧水、青山、綠地……是現代人時刻向往的夢中家園。從“和合”文化視角審視，中國式現代化是追求人與自然和諧共生的現代化。它摒棄以犧牲環境為代價的短視發展模式，突破單純追求GDP增長的局限，體現了天人合一、萬物并育的中國智慧。
2024年元宵節剛過，大街小巷依舊沉浸在節日的喜慶氛圍中。一起生態補償職責案的原告袁某和被告浙江省杭州市富陽區政府、臨安區政府，分別向杭州市中級人民法院送去了錦旗和感謝信，為這個料峭的初春增添了幾分暖意。
袁某的人生，曾被一塊林地束縛了十年。
2014年，他滿懷憧憬地向臨安區天目山鎮嚴家村承包林地，開展林地耕地改造。未曾想案涉林地區塊被納入富陽區水源保護區范圍，前期投入的大量資金打了水漂。
多年奔波始終無果，負債累累的他向杭州中院提起行政補償訴訟。立案后，杭州中院積極組織富陽、臨安兩地召開協調會，用“調解”這把精巧的鑰匙，不僅解開了袁某多年來的心結，也打開了政府部門與民眾之間的信任之門。
今天的世界，各國發展環環相扣。從經濟全球化的深度融合，到應對氣候變化等全球性問題的迫切需求，每一個國家都難以獨善其身。競爭、分歧、矛盾、沖突，怎么處理？考驗智慧，彰顯格局。
從“和合”文化視角審視，中國式現代化是追求和平發展的現代化。它主張民胞物與、協和萬邦，相互尊重、和衷共濟、和合共生。
2024年4月，福建羅源水域，一場突如其來的碰撞讓兩艘輪船深陷漩渦——外籍商船與中方貨輪在航道交會時相撞，船體受損，貨物滯留，雙方因賠償金額爭執不下。外籍商船代理人急切地趕往廈門海事法院國際海事糾紛訴調對接中心，請求提前介入：“我們真的等不起了！貨物再耽擱幾天，損失就大了！”
廈門海事法院涉外庭副庭長俞建林深知這類涉外案件的敏感：一旦進入訴訟程序，扣船、取證、跨國審理……耗時動輒數月，而眼前的外輪已“傷不起”。俞建林迅速聯絡福州的海事調解機構，一場與時間賽跑的調解拉開帷幕。
“雙方都覺得自己占理，但海事糾紛講究的是‘責任切割’。”俞建林和中心調解員先明晰事故雙方的碰撞責任，再對比同類案件的相關賠償標準，然后釋法析理，促使雙方打破僵局，達成和解。這起極可能涉及扣船和訴訟程序的涉外船舶碰撞糾紛，在不到一天的時間內便塵埃落定了。
“烏云”消散，航程重啟。在外籍商船代理人看來，調解是止爭，但更是止損，“訴調對接中心提供的海事司法服務普惠平等、優質高效，給我們留下了深刻印象！”
潮起潮落，羅源灣恢復了往日的繁忙。這場“閃電調解”背后，是廈門海事法院打造的全國首個國際海事糾紛一站式平臺。
多元解紛，既是中國司法的智慧，也是對“海洋命運共同體”的踐行。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法治同開放相伴而行，對外開放向前推進一步，涉外法治建設就要跟進一步。”近年來，從首次在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案件中引入第三方機構參與開展調解，到探索“專業指導+以外調外”涉外解紛模式，中國涉外商事糾紛多元化解不斷取得新的進展。
2024年3月31日，最高人民法院“一站式”國際商事糾紛多元化解決平臺升級版上線。“當事人通過‘一站式’平臺既可以快速找到專業規范的商事調解組織，又可以全流程在線參加調解服務。”上海經貿商事調解中心主任張巍說，“‘一站式’平臺加強了國際商事調解機構和人民法院的銜接，非常高效便捷。”
最高人民法院“一站式”國際商事糾紛多元化解決平臺。來源：最高人民法院微信公眾號
在黨中央高瞻遠矚地推進中國式現代化的宏大棋局中，司法審判事業被賦予了更為開闊的國際視野與格局擔當。“東方經驗”不再僅僅局限于國內的法律框架與社會語境，更放眼全球，應對跨國司法協作中的復雜問題，為世界法治文明的發展貢獻中國方案與中國智慧。
“我吸川上流，君喝川下水”，守望相助方能“彼此共甘美”。20世紀30年代，英國哲學家羅素來到中國，寫了《中國問題》一書。他說：“中國至高無上的倫理品質中的一些東西，現代世界極為需要。這些品質中我認為‘和氣’是第一位的。”
“人類應該和衷共濟、和合共生，朝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方向不斷邁進，共同創造更加美好未來。”習近平總書記在尊重文明多樣性的基礎上，以寬廣的眼界和博大的情懷，為人類社會應對風險挑戰注入強大精神動力，也成為我們今天直面矛盾化解紛爭的源頭活水。
（四）
和合之力，在以和為貴、和諧有序，以良法促善治，以善治促無訟
2024年深秋，長三角文旅消費市場持續“熱辣滾燙”，上海某大型商圈內游人如織，桂花糕的甜香與吳儂軟語的吆喝聲交織成獨特的市井畫卷。繁華背后，一場“商標風波”正起波瀾——日本某公司一紙訴狀，將商圈內五家售賣假冒卡通周邊的小店告上法庭。
上海市黃浦區人民法院立案庭副庭長屈麗娜翻開案卷，眉頭微微蹙起。她清楚，一紙判決容易，但商圈一旦被貼上“假貨集散地”的標簽，損失的何止是商戶？另一邊，日本某公司的權益又豈能置之不理，到底該如何破題？
猶豫之際，她打開了多元解紛案例庫，搜索一番后，屈麗娜發現，案例庫中入庫編號“D2025-161-1-487-148”和“D2025-463-1-160-003”兩個案例很有參考價值。
多元解紛案例庫。來源：最高人民法院微信公眾號
“兩個案例都引入了知識產權人民調解組織進行調解，他們對糾紛爭點把握更為精準專業，法院做實指導調解職能，矛盾雙方更容易達成一致。”隨即，屈麗娜抓起電話，撥通了黃浦區市場監督管理局（知識產權局）知識產權保護管理科：“這案子得‘兩條腿走路’——你們主攻調解，我們做好司法兜底！”
很快，專業調解工作組組建完成。調解員從侵權行為的方式、后果、銷售規模、商標的知名度、侵權行為導致的實際損失等方面入手，梳理相關案情，核算賠償金額……在知識產權保護管理科的主持下，雙方達成調解協議，隨著司法確認書蓋章落定，店鋪當場支付賠償款，并清空所有侵權商品，前后僅用5天就成功化解了該起涉知識產權商標侵權糾紛，另外四起案件也用“行政調解+司法確認”的方式成功化解。
達成調解方案后，黃浦區法院法官和知識產權調解員與當事人交流溝通。潘婷攝
2024年5月開始，最高人民法院會同20家單位共建涵蓋調解、仲裁、行政復議等非訴訟糾紛解決方式的多元解紛案例庫，針對群眾生產生活中常見的矛盾糾紛，運用通俗易懂的語言闡釋非訴訟方式解決糾紛的可行方案和有效路徑。2025年1月22日，多元解紛案例庫正式上線，并面向社會公眾開放。
“案例庫幫我們打開了思路，對于法官來說，案結事了比任何優秀判決書的寫作都更有成就感。”屈麗娜深有感觸。
適應現代法治國家可持續發展的需要，尊重人民群眾自由選擇糾紛解決方式的權利，多元解紛恰恰是中國傳統的和諧理念與現代社會國家治理體系建設的有機融合。
一個和諧社會必定是有序的社會，一個有序的社會必定是解紛機制運轉高效、少訟無訟的社會。
中外歷史上，人類從未停止對和諧社會的美好追求。
兩千多年前，孔夫子奔波于各國都城，一心追尋天下為公、和諧仁愛的大同社會；孟子周游列國，宣揚“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遙遠西方的古希臘城邦雅典，柏拉圖也在構想著一個幸福的“理想”之國；近代西方，空想社會主義者傅立葉在法國倡導“全世界和諧”，歐文于美國踐行“新和諧公社”……
盡管不同時代、不同地域的人們對和諧社會的構想各有差異，但都是對所處時代困境的深刻回應，對和諧社會這一永恒主題的持續追問與不懈探索。
“禮之用，和為貴”。在以農耕文明為根基的中國傳統社會中，人們基于血緣、地緣、親緣關系生活在一起，形成以熟人交往為主的熟人社會，建立了互幫互助的熟人秩序，長輩、族長依據世代相傳的禮俗慣例裁斷是非，這既是對人情關系的維護，也是“無訟”理念落地的日常實踐。
歷經歲月滄桑，“無訟”理念蘊含的對和諧人際關系的珍視、對社會矛盾源頭治理的重視，依然有著不可忽視的當代價值。
2020年，在中央全面依法治國工作會議上，習近平總書記將“天下無訟、以和為貴的價值追求”明確為中華法系中值得我們傳承的優秀思想和理念。
以“無訟”為治理最高境界，“非訴”為治理優先方式，“案結事了人和”為基本目標，這是破解不能成為“訴訟大國”時代命題的必然選擇。
仲夏的江南，煙雨朦朧。江蘇省無錫市新吳區人民法院江溪人民法庭第32期“跟班學習”培訓正在進行中。
江蘇無錫新吳區法院江溪法庭組織跟班學員開展調解心得分享會，學員分享在實訓期間親歷案例，暢談調解感悟與經驗。唐清妍攝
顧陸煒是江溪街道中海社區的一名專職網格員，也是這次“跟班學習”的學員之一。臨近結業，培訓班要求每位學員在法官指導下化解一個社區糾紛，當一次“編外法官”。
顧陸煒的考題是一起小區業主房屋漏水糾紛。
拿著這道考題，顧陸煒打開筆記本，將法官講解的解紛要領和注意事項又看了一遍，在江溪法庭法官陳瑩的指導下，分析案件的爭議焦點和難點，理出解紛步驟，并第一時間電話聯系當事人老劉和小區物業公司負責人現場調解糾紛。
房屋漏水，責任在誰？眼看雙方火氣越來越大，越吵越兇，顧陸煒想著指導法官陳瑩說的，遇到雙方情緒對立時，一定要安撫情緒，讓他們都心平氣和一些。于是，他笑道：“發脾氣是本能，把脾氣壓下去是本事。”
賠償金額，如何確定？眼看雙方又要談崩，顧陸煒趕快給陳瑩打電話。陳瑩告訴他，受損方主張損失數額應在合理的范圍內，并負有舉證責任。
見顧陸煒說得有理有據，老劉和物業公司達成了調解協議。
一道考題做完，回想起來，顧陸煒運用了“跟班學習”時學到的現場勘察法、群眾工作法、情緒舒緩法、類案比對法等解紛方法，他感到，以后化解糾紛更有信心和底氣了。
審判工作與國家治理、社會治理緊密相關。把“抓前端、治未病”這個更為根本、更為重要的作用發揮出來，必須在黨委領導下形成多元解紛合力，把訴調對接的“調”向前延伸，做實指導調解法定職責。過去一年，最高人民法院舉辦全國調解員調解實務培訓工作4季37場，累計培訓人員達78.8萬人次。
“堅持和發展新時代‘楓橋經驗’，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城鄉基層治理體系，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社會治理制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作出重大部署。
2024年，全國法院指導各類調解組織先行調解案件1218.2萬件，同比增長1.5%，約四成通過調解方式在前端實質化解。“總對總”合作單位依托人民法院調解平臺自行調解糾紛12.32萬件，同比增長183.58%，自收案件調解成功率79.12%，同比增加10.36個百分點。
一個個數字，于時代是波瀾壯闊法治進程中的航標與注腳，于個人是歷盡千帆后收獲的希望與安穩。
如今——
西藏某建設公司的新項目工地上，郭某某的施工隊再度忙碌了起來；
山東某橡膠公司車間里的機器聲依舊轟鳴，中日股東的手握在了一起；
鄧某某的身體狀況逐漸穩定，家庭經濟狀況日益好轉。他覺得，現在的生活，滿是煙火氣，也越來越有味兒；
告別十年維權路，劉德利搬進了新居。他時常想起最高法四巡法官說的話，“日子是過以后，不是過從前”。
……
這是“他們”的故事，也是“我們”的故事，各有不同，卻分外相似。
天地合則生，人人和則順，社會和則穩，國家和則興，世界和則寧。
歷史大勢浩浩蕩蕩，人類命運休戚相關。所有的故事都在告訴我們：司法裁判的最高境界，從來不是簡單的勝敗之爭，而是以“和合”之力讓公平正義在人與人相互理解的土壤中生根發芽，綻放出絢爛的人性之花。當尚和合、求大同成為中國司法的價值追求，哪怕距離再遙遠、過程再艱辛，“和合”都將是糾紛解決的必然追求，也是人類社會最溫暖的——歸宿。
